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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05-3-15 阅读次数：3921 作者：霍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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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荣华，男，1921年出生，陵川县潞城镇石掌村人，1935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2月离休。
每当我路过幼儿院看见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游戏，捉迷藏的时候；每当我漫步在县城街头看到一群群年轻人在大街上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般悠然自得的样子，不由想起自己童年苦难的岁月，参军后我那激情的年代……
苦难的童年
一九二一年初冬，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我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家里一贫如洗，父母靠给地主扛长工过日子。我一出生就尝到了吃不饱，穿不暖的苦味，八、九岁时为了糊口就去给地主放羊割草。
记得是在一九三三年，我十三岁的时候，刘志丹将军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解放了我的家乡，大人们忙着斗地主分田地，我也参加了儿童团，并当上儿童团团长，每天手拿一杆红缨枪和小伙伴们一起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保卫自己的家乡。一九三四年我又担任了村自卫队队长。
一九三五年八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红一方面军路过我家门前，我积极为部队当向导，为红军筹集粮草，忙前忙后。这时我看见红军队伍里也有像我一样大的孩子，穿着军装，扛着长枪，一幅威武雄壮的模样，就找到红军首长要求参军。回家后征得父母的支持，送我到部队，我和村上的几个年轻人一起穿上了粗布制服，戴上红五星八角帽，扛上了三八枪。从此告别了父母，告别了乡亲，踏上了从军征途，那年我刚满十五岁。
随军东征
参军后的第二天我被分配在红一方面军红四团二连当战士，同年十月随军到达陕北红色根据地吴起镇，与陕北红二十五军刘志丹队伍会师，并就地进行休整。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多次给我们讲形势，上政治课，在训练间歇时连队文化教员还教我们识字。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我东三省并步步紧逼山海关，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而蒋介石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东北张学良部队调到陕西，阻挠红军北上抗日，叫嚣“攘外必先安内”。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党中央果断发出打到河东去，扩大根据地，筹集给养，准备抗日的号令。
那时的吴起镇条件很差，部队生活十分艰苦。一九三六年过春节，红军战士吃的是小米饭配酸菜，穿的是参军时发的粗布制服，补丁摞补丁，天寒地冻，大雪纷纷，给养供不上，好多战士没有棉衣穿，就这样全体红军将士怀着抗日救国的赤诚之心，仍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拿群众一针一线，而是帮助老百姓挑水、扫院、办好事、做实事，军民情谊深亲如一家人。一起贴标语搞宣传，一块扭秧歌闹红火，人人情绪高涨，个个斗志昂扬。
春节刚过，战士们就忙着磨刀擦枪，收拾东西，准备东渡黄河开辟晋绥根据地。正月十四日部队从吴起镇出发，急行军120华里，到达延川县郭家沟宿营，这里离延水关渡口还有八十余里，第二天正午，团首长作战前动员，传达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渡河命令。从我们红四团二连抽出三十四名身强力壮的少伙子组成渡河尖刀班，由连长卫州英同志亲自带队，分乘两只小木船，每只船上配备三名船工，一挺机枪，每个战士一长一短两支枪。我当时也积极报名要求参加尖刀班，但因年纪小未被批准，心里很不是滋味，恨不能一下子长高。首长在战前动员时还强调了组织性，纪律性，要求全体战士在渡河时不准抽烟，不准点火，不准高声说话，不准咳嗽，把牲口的嘴捆住，防止叫唤，连炊事员背的锅也要用草垫上防止有嗑碰声响，只能悄悄渡河，不能暴露目标。
一九三六年正月十五，正是我国人民欢度元霄佳节的日子，红军首长命令我们利用敌人过节麻痹大意的弱点我军出发趁天黑赶到黄河渡口延水关。当时难免有个别人说三道四，但一想到国仇家难，还过什么节，恨不能一下子飞过黄河把敌人消灭完，让全国人民都能过上欢快的节日。那天下午三点我们红四团从郭家沟出发，快速前进，至当天半夜到达目的地延水关渡口，只见河水滔滔，冷风飕飕，寒气逼人，但战士们的心却红似火。当团首长低声喊了一声“尖刀班强渡黄河”的命令后，三十名尖刀班战士个个龙腾虎跃般跳上两艘小木船，在连长王州英的率领下乘风破浪，排除险难，直逼对岸。随后我红二连战士也紧随其后登岸。对岸是山西省永和县的永和关，历史上是兵家常争之地，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当时山西的阎锡山与蒋介石遥相互应，狼狈为奸，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们怕红军从这里过河，早已安排了一个连的兵力日夜把守着渡口，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红军战士在正月十五晚上会出现在他们面前。尖刀班战士上岸后摸掉岗哨，后续部队上岸后包围了敌炮楼，只听见炮楼里还在猜拳行令，饮酒作乐，我们趁其不备一下攻下炮楼，消灭了全部防守之敌，强占了永和关，这一仗打得真痛快，歼灭敌人守军一个连，活捉敌连长，我军无一伤亡。第二天，正月十六日，朱总司令率红军大队人马渡过黄河，消灭了敌军，解放了永和县城。接着部队又乘胜前进解放了石楼县城，红军总司令部在石楼县城安营扎寨，为了巩固根据地，红军就地进行休整，这期间红军将士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东进抗日的重大意义，说明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优良作风，为群众挑水，扫院，砍柴，清除积雪，粉碎了阎锡山制造的所谓“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的荒谬言论，和人民群众打成了一片，老百姓说：“晋绥军（指阎锡山队伍）来了是抓鸡杀猪逼粮草，吹胡子瞪眼抓壮丁；红军来了是担水劈柴扫街道，和咱老百姓心连心”。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时有很多青年志愿报名参军，壮大了红军队伍，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没隔几天，根据司令部的部署，红军进军中阳县，打响了关上战役。记得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团首长在战前动员时说：“毛主席、朱总司令指挥红军北上抗日，但蒋介石、阎锡山处处阻挠我们，前面是阎锡山的一个炮兵旅驻地，我们必须将其歼灭，杀出一条血路才能过去，现在我命令一连、二连、三连打正面，四连、五连打右面，其余跟我来，和兄弟部队配合消灭阎匪炮兵旅。”
我二连战士在连长王州英的带领下，迅速直到目的地，没有休息就投入了战斗，趁黑摸到敌炮兵阵地，一阵手榴弹爆炸声，机关枪哒哒响，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接着又用刺刀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到处一片喊杀声，吓得敌人丢弃火炮抱头鼠窜，然后我们又摸到敌人马厩把拖炮的马全部炸死，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共打死敌人六百余名，全歼阎匪炮兵旅，缴获十一门大炮，还有各种轻重武器四百余件。
第二天根据上级指示，部队又转战临汾，到达乡宁县城时已半夜时分，团首长指示我二连趁机扒城墙，偷袭县城防共保安团，当土匪们还在梦中时就已乖乖地做了红军的俘虏，活捉敌县长，缴获了部分银元财宝分给了穷苦百姓，解放了乡宁县城。随即在县城扩军备战，由于红军严明的纪律，为穷苦人打天下的行动，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爱戴，使这次报名参军的青年就有六百多人，红军队伍在逐渐壮大。部队在乡宁休整两天后准备攻打临汾，但因临汾守敌看到乡宁被解放已有所防备，阎锡山怕丢掉临汾又急忙调兵遣将增援临汾，为了减少牺牲，我军主动放弃临汾。
解救兄弟部队
一九三六年五月奉中央命令红四团返回陕北，在干固裕休整约半个月后，出发到甘肃会宁为红四方面军解围。当时红四方面军由于受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不听毛主席的指挥，违背党中央的领导，单独西进，在甘肃被马鸿逵的骑兵部队围追堵截，遭受惨重损失。党中央毛主席为拯救红四方面军突出重围，命令红一方面军前去救援。我红四团随大部队在甘肃境内转战靖远等十几个县，行程四千多公里，耗时半年多，白天休息，夜晚行军和马鸿逵骑兵交锋十余次。
记得在一次与马匪的战斗中，我军领先得到情报，埋伏在荒草树林中，等敌骑兵进了包围圈后，指挥员一声令下，顿时枪声四起，打得敌人人仰马翻。红军战士越战越勇，冲锋陷阵，人人争先，消灭马匪一千多人，缴获战马一千余匹，成立了红一方面军第一个骑兵团。
蒋介石发现红军在甘肃连打胜仗，急忙调胡宗南部队到甘肃与红军作战。在一次行军到达出城堡村时与胡宗南的一个混战旅遭遇，我军投入三个团的兵力，在团首长的指挥下，战士们不顾连月来行军的疲劳，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和敌人展开了激战，经过一天多的战斗，打退敌人发起的三次冲锋，趁敌疲惫不堪之时，我军发起冲锋，全歼敌混战旅三千余人，活捉敌旅长阎罗子，其它被俘的俘虏愿留下接受我军编制的全部留下，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盘缠送其回家。缴获的武器弹药和粮草装备了我军，为红四方面军解了围。
激战平型关
一九三七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后，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一致抗日，枪口对外。
西进为红四方面军解围后，我军奉命急行军28号返回陕北，部队在陕西省三原县口头镇就地整训，这时后勤部送来了棉衣、棉被，还有一些洗涮用具，吃的饭也变成了白面大米，有时还有猪肉，原来这是在“双十二事变”后杨虎城将军提供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早上八点多钟，部队集合在杨虎城将军的老家开会，战士们全副武装参加会议，会上林彪、聂荣臻等首长讲话，大致内容是：国共两党进行合作，一致对外，抗击日军侵略者，解放祖国的大好河山。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序列，简称八路军，红一方面军编为115师，红二方面军编为129师，红四方面军编为120师。我们红四团编为115师685团，我任一营二连二排五班班长。服装全部更换， 由原来的红五星八角帽，变为青天白日帽，臂膊上戴号有“八路”字样的臂章。
大会第二天，团部就通知各营，连长到团部开会，连长回来传达，我们要东渡黄河到前方去打鬼子，一听说要打小日本，战士们的精神来了，个个摩拳擦掌，收拾东西，并给老百姓挑水，扫院，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
九月二十二日早上部队就出发了，到了黄河渡口，只见十几艘渡船已停在岸边，有几艘木船很大，看起来一船就可乘几百人，我二营战士全上了一条大木船，但船刚开不久便搁浅了，战士们纷纷下水推船，等船到了深水处才又上了船，赶到夏县已是第二天中午，正准备生火做饭，团部来了命令，不准吃饭急行军赶到侯马要坐火车赶路，战士们来不及休息又背上枪赶路，上了火车，一看是阎锡山的拉煤车，在车上每人发了一个烧饼，一根大头咸菜，由于急行军战士们都累坏了，没吃几口便倒在车上睡着了，晚上也没吃饭。
第二天刚亮，战士们便被习习的秋风吹醒了，起来一看火车已到了太原，这时火车还在往前开，过了原平后停下了，原来是前方由于前两天下大雨山体滑坡，掩埋了铁轨，战士们正准备下车修路，突然一架飞机嗡嗡叫着飞了过来，在空中盘旋了几圈，看样子不像是蒋介石的飞机，连长命令架起机枪，敌人可能是发现了我们，仍下两颗炸弹飞走了，原来是日本鬼子的侦察机。我们还没有赶到前线，就伤亡了一个排的兵力，这件血的事实更激起了战士们的满腔愤怒，恨不得插上翅膀一下子飞到前线把鬼子消灭完。这时首长命令我们步行前往平型关，下车后战士们急速向北挺进，走了大约十几里路，看见一群群炮兵，步兵吊儿郎当，惊慌失措地从对面走来，走近一看原来是阎锡山的队伍在后撤，这时有人在窃窃私语：人家老阎的队伍有洋枪、洋炮都顶不住小日本，咱们这小米加步枪能行吗？指导员鼓励大家说：“别看阎锡山队伍武器好，他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只能摆摆样子，而我们是钢铁战士，是硬骨头，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他又讲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好多英雄的故事，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爬山翻岭，有一个夜晚就淌过了五条河，战士们的衣服湿透了，浑身凉冰冰的，但没有一句怨言。
九月二十四日部队到了平型关，这时只见山头上林彪、聂荣臻等师首长在山顶上察看地形，命令我们在山沟里待命，战士们两三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本想在这里好好地饱餐一顿，可这里地险人少，找不到粮食，也不知事务长从那里搞来了些土豆，煮上大家充了饥，休息了一个晚上。
平型关是一个十分险要的关口，两山夹一沟，沟中通汽路，东连河北通东三省，西接山西。天快亮时，司令部命令部队从敌人的侧面跑步上山，占领有利地形，当时早饭还没有做熟，大伙急忙吃了些半生的土豆，立即出发，火速爬上山顶进行隐蔽。我115师战士对敌布下了一个大口袋，只等日本鬼子往里钻。大约两个多小时后，只听见轰轰的马达声由远而近，原来是鬼子的汽车开过来了，声音越来越大，小鬼子露头啦，离我们越来越近，一百多辆汽车如长蛇般在沟中蠕动，等能看清车上的鬼子时，指挥员一声令下“打”，顿时手榴弹，机枪，步枪一齐向敌人猛烈开火，还没等敌人明白过来，我军冲锋号便响了起来，一阵接一阵，此起彼落，响彻山谷。战士们连忙刺刀上枪，个个跳出战壕犹如猛虎下山一般怒吼着扑向敌阵，与敌人拼开了刺刀。整个山沟里一片喊杀声，我军战士越战越勇，小鬼子叽哩呱啦乱作一团，在短短的几个小时战斗中，我连共消灭敌人一百多名，烧毁敌军汽车八辆，缴获歪把子机枪十一挺，三八式步枪一百二十八支，掷弹筒四个，在打扫战场时打开车上的木箱，里边有武器，弹药，还有饼干，罐头等食品，战士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消灭日本鬼子一千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这是中国军队，也是八路军出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挫败了日军进攻的锐气，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日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许多人相信共产党和八路军坚决抗日，而且有能力打败日本侵略者。
开辟解放区工作
一九三八年九月初，部队奉命进军吕梁，开辟太岳革命根据地。走到广阳后和日本鬼子遭遇，激战了一天一夜，傍晚时分我发觉小腿肚有点发麻，用手一摸湿呼呼的，接着眼睛也看不清了，原来鬼子和我们激战时使用了催泪瓦斯，子弹穿透了我的小腿，不能行走，被迫坐着担架到达宁县团卫生所治疗，因为伤势较重，简单包扎后就又转到延安干固裕后方医院治疗。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养伤，我的双眼恢复了视力，腿伤也治好了。
第二年三月份，我积极要求归队参加战斗，到了山西省武乡县王家裕，这时115师已转战东北，我被留在了总司令部搞后勤工作，这时我觉得搞后勤太没劲，还是到前方去打鬼子过瘾。司令部首长和我谈心，说革命工作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到前方是打鬼子，到后方搞后勤也是革命需要，如果都到前方去，没有人搞后勤，那前方的战士吃什么，穿什么，武器弹药谁管呢？经首长这么说我想通了。在王家裕干了二年多的后勤工作者，司令部准备派我和十几位同志到延安驻抗大学校，但因黎城解放缺少干部，我们被派去开展土改工作，没有去成延安。
一九四五年陵川解放，我和张步英等十几位同志被派到陵川建立民主新政权，开展土改工作。来到陵川后我被分配在石掌村开展工作，先后任农委会主席、村长，支部书记开始发展党员，斗地主分田地，帮助穷人闹翻身。
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我被选为潞城人民公社组织委员。
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我因身体不好，被留放回家休息，后来连工资也不发了，事隔一年后才知道当时公社有人说我来历不明，历史不清，被打发回家了，没有任何手续，就凭个别人一句话就可以随便处置一个国家干部。我说不怕，我跟毛主席、共产党闹革命，十五岁就参加红军打天下，远离家乡父老，我问心无愧，我的历史是清白的。
八二年夏天，我的身体得到恢复，到县城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李新成、县长马俊说明情况后，李书记对我说：“老同志您不要着急，中央有指示，我马上让组织部给您落实。”随后把给我落实工作的事情交待了分管组织工作的程延龄书记。没过几天我在家里接到了电话让我到县委组织部报到。
我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日正式恢复工作，同年十二月底离休，享受地厅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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